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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静河

中国书法简史--南北朝书法

中国书法简史

金色分隔线 - 香儿

南北朝书法


    

       自西晋灭亡之后,中国的北方出现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局面,拓跋氏统一北方,建立魏国,后来分裂而为东魏、西魏、北齐、北周,这是所谓北朝。
 
  北魏开国之初相当长一段时间,对汉文化的接受并不太重视,直到魏孝文帝迁都洛阳,才大力提倡汉文化和崇信佛教,自汉代传入我国的佛教渐趋兴盛,造塔和造像之风盛行。同时,碑刻作为墓葬的组成部分,得以重兴;墓志也开始大量出现。这些变化,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。
 
  晋室南迁至灭亡,从公元317年至420年,历104年,后为宋、齐、梁、陈四朝所代。这是所谓南朝。南朝继承东晋的风气,上至帝王,下至士庶都非常喜好书法。但“南朝禁碑,至齐未驰”,因此碑版寥落稀少,书法作品传世的,多以尺牍、书札等墨迹为主。

  南北朝时代对峙分裂的局面,造成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地域、习俗等方面发展的不同,书法也不例外。南北书风的差异,表现在许多方面。
 
  其一,书家群体的不同。南朝书家多是上层贵族人士,而北朝书家则多为无名人物,这一点,通过唐朝窦臮《述书赋》中所集双方人物数量就可以看出:南朝共82人,北朝则只有1人(刘珉),虽然现在发现的书迹中又出现了一些重要人物如郑道昭等,在数量上还是南朝占优。当然,应当说明,窦氏所依据的主要是墨迹,而北朝书家在这一方面的活动相对不那么突出。
 
  其二,书迹形式的不同。南朝以尺牍为典型,北朝则以石刻为大宗。前者是东晋流风的延续,后者则遥接汉代传统。这两点,共同反映出南北双方对于书法的功能、意义、价值的认识是有区别的:前者重视其对主体精神的展现功能,后者则重视其现实的应用性和美化作用。这种区别,也可以从颜之推《颜氏家训》的有关论述中看出来。
 
  第三,主要应用字体的差别。南朝继承东晋传统,行草是书写时的主要字体,而北朝则主要使用正在不断演变形质的隶楷错变的字体。

  这三方面综合起来,形成了南北书风的整体差异:一风流妍妙,一质朴厚重;一温婉妩媚,一豪健雄放;都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。当然,我们这样分析,并非将南北截然对峙起来。实际上,在北朝仍然有许多喜爱行草书法的人物,只是书迹至今没有发现罢了;在南朝,民间或边地的石刻的书写风格、与北朝的也存在相当多的相同点。这表明,一定的分野固然存在,但当外部条件类似时,这种分界可能就不那么清晰了。此外,需要指出的是,在南北朝的晚期,南北之间的书风差异随着社会的逐渐融合,也逐渐开始弥合,这一趋势至隋代演为主流,从而使书法艺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

一、南朝名家

  南朝书法的主体与东晋相似,以贵族阶层为核心,其书风也主要继承东晋流风,爱妍薄质,尤其推崇王献之书风,南梁时贬低献之、褒举锺繇,情况才发生变化。代表性书家有:

  羊欣(370~442),字敬元,泰山南城(今山东费县)人。官至中散大夫。幼学书,得舅氏王献之之法,兼善隶、行、草书,见重于当时,为献之之后书名最重的书家。时谚有云“买王得羊,不失所望”,相传献之书中风神较弱者,往往为羊欣所书。袁昂《古今书评》曰:“羊欣书如大家婢作夫人,虽处其位,而举止羞涩。”著有《采古来能书人名》。传世有《笔精帖》。

  王僧虔(426~485),琅琊临沂(今山东临沂)人。王羲之四代孙,王珣孙。宋时官至尚书令,入齐,转侍中。少时即善书,宋文帝以为胜献之。梁武帝尝评其书“如王、谢家子弟,纵复不端正,奕奕皆有一种风流气骨”。齐高帝萧道成曾与僧虔赌书,问:“谁为第一?对曰:“臣书臣中第一,陛下书帝中第一。”存世《太子舍人王琰帖》,四行,32字。体势方扁厚朴,用笔沉稳工致,韵意苍劲老到,恭谨而端丽。著作有《论书》、《笔意赞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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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王僧虔之子王慈、王志,书名虽不高,但却有墨迹传世。王慈(451~491),字伯宝,琅琊人,官至冠军将军,东海太守。书迹有《尊体安和帖》、《汝比帖》、《柏酒帖》,皆存于唐摹《万岁通天帖》中。书风洒脱飘逸,较小王更为放纵,值得重视。王志字次道,累官散骑常侍,金紫光禄大夫。书作有《一日无申帖》,笔势险峻,结体严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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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萧子云(489~549),字景乔,南兰陵(今江苏常州)人。仕至国子祭酒,人称“萧祭酒”。工草、隶,又创小篆飞白,为世楷法,“润色锺门”(《述书赋》),善效钟王而微变字体。其书深为梁武帝所重,以为能与钟繇争先。
 
  智永(生卒年不详),俗姓王,名法极,王羲之七代孙。相传曾居永欣寺专意临书三十年,写真草千文八百余本。所退笔头,埋为“笔冢”。请书者如市,门限为穿,以铁叶裹之,号“铁门限”。其书精熟过人,兼善诸体,以楷书草书为最佳,是“二王”书法承上启下的人物,对于传播二王书风功不可没。明陶宗仪《书史会要》评智永书:“笔力纵横,真草兼备,绰有祖风,为一时推重。”
 
  其真草《千字文》流传广远,对后世影响极大。今存真迹一本,藏于日本。笔法精严而不拘谨,结构端庄而不板滞,章法虽字字独立而气息统一,整体风格于平淡中蕴深意,典雅含蓄、自然生趣。苏轼曾评论他的书法说:“永禅师书,骨气深稳,体兼众妙,精能之至,反造疏淡,如观陶彭泽诗,初若散缓不收,反复不一,乃识其奇趣。”可谓独具只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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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些书家,虽然开创性比东晋书家稍逊,但他们的存在和努力,深化了东晋以来的书法观念,使东晋书法成为一种传统。

二、南朝碑刻

  南朝由于禁碑,碑刻数量不多,但也有一些墓志,如《吕超墓志》、《刘怀民墓志》、《刘岱墓志》等;有少量的碑刻,如《萧憺碑》、《爨龙颜碑》;摩崖则有《瘗鹤铭》等。

  《爨龙颜碑》立于刘宋大明二年(458),与东晋的《爨宝子碑》合称“二爨”。爨道庆撰文。因其碑比《爨宝子碑》大,故又称“大爨”。康有为在《广艺舟双辑》中评谓“若轩辕古圣,端冕垂裳”。《爨龙颜碑》已经基本删汰了隶书的笔划形貌,但在点划的穿插布置上,仍留有许多隶书的意味,致使结构倾倒欹侧、长短错落,初看似极稚拙,而细细品味,却又含有高古浑朴的妙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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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瘗鹤铭》,南梁天监十三年(公元514年)刻于丹徒焦山西麓摩崖上。今残存八十八字。世传为陶弘景书。其字姿态雍容安雅,如闲云野鹤,有飘然远举之致。宋黄山谷誉为“大字之祖”,清刘熙载认为“其举止历落,气体宏逸,令人味之不尽”。王澍云:“其书法虽已剥蚀,然萧疏淡远,固是神仙之迹。……大字如小字,唯《瘗鹤铭》之如意指挥,斯足当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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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刘怀民墓志》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(464)立石,全称《宋故建威将军齐北海二郡太守笠乡侯东阳城主刘府君墓志铭》,山东益都出土。铭文十六行,每行十四字。《刘怀民墓志》书风古朴厚重,结体疏朗自然。其字体是隶书到楷书的过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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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萧憺碑》,南梁普通三年(522)立石,全称《始兴忠武王萧憺碑》。徐勉撰文,贝义渊书。康有为评其字如“长枪大戟”。书风卓伟雄强,体势宽博,与唐初《等慈寺碑》有相似处,可见南朝楷书已经进入了一个较高的阶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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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北朝石刻

  北朝没有留下名家墨迹,但碑刻形式多样,数量丰富,特色鲜明,在书法史上具有独特地位。虽然自出现后很长时间不被重视,但从清代开始,人们重新对它进行了审视,并给予了全新的历史定位。时至今日,它至少有两方面的价值已经得到了历史的肯定:一是字体演变,这些作品记录了北朝在楷书上的探索,证明北朝楷书是唐代楷书得以辉煌的前提和基础;二是艺术价值,这些作品所特有的阳刚豪迈、朴拙生辣,是书法美的一种重要类型。
 
   北朝书法,文献记载以“崔、卢”两家最为著名。“崔”有崔悦、崔潜、崔宏、崔浩、崔简等,“卢”有卢谌、卢邈、卢偃等。文献还指出,“崔、卢”两家书风基本上是继承钟繇、卫瓘一路,但因为无作品传世,无法直接探寻其风格的真实情况。

  北朝石刻书法统称为“北碑”,而北碑又以北魏成就最高,故又称作“魏碑”,康有为说:“凡魏碑,随取一家,皆足成体。尽合诸家,则为具美。”并概括其审美价值为:“一曰魄力雄强,二曰气象浑穆,三曰笔法跳跃,四曰笔画俊厚,五曰意态逸,六曰精神飞动,七曰兴趣酣足,八曰骨法洞达,九曰结构天成,十曰血肉丰美。”北朝刻石在楷书上作出了多方面的探索,创造了多样的风格,在楷书发展史上,有不可代替的位置。

   依照其型制、用途,这些作品可以分为五大类:造像题记、摩崖刻石、墓志、墓碑和神庙碑等。
 
  (1)墓碑和神庙碑。主要有:北魏的《嵩高灵庙碑》、《高庆碑》、《贾思伯碑》、《张猛龙碑》、《高贞碑》,东魏的《高盛碑》、《敬使君碑》、《李仲璇碑》,北齐的《隽修罗碑》,北周的《华岳颂碑》等。这类作品用途相对较为庄重,刻制也比较精心,有的作品还有意追求篆隶形意,因而往往以庄严谨饬为特点。其尤佳者,为《张猛龙碑》。
 
  《张猛龙碑》,北魏明孝帝正光三年(522)立,全称《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》,是魏碑后期佳作之一,康有为推为“正体变态之宗”,享誉极高,甚至有 “北碑之王”的美誉。现在山东曲阜孔庙中。内容为歌颂北魏鲁郡太守张猛龙尊兴孔学的事迹。《张猛龙碑》笔法刚健挺劲、斩钉截铁,以方为主,如横、直划的方笔起笔,折处的方棱及三角形的点等;但是通篇看来,并不霸悍,而有秀丽俊爽的姿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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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2)造像题记。内容多是为造像者记功德和替死者祈福。造像本身具有神圣性,因而造像记的文字自然也带有一种庄重严谨的特色。造像题记主要集中在洛阳龙门石窟,约有造像三万余尊,题记三千余方,其中北魏题记一千余方。康有为称龙门造像记“皆雄峻伟茂,极意发宕,方笔之极轨也”。龙门造像记有四品、十品、二十品、三十品等名目。历来以《龙门廿品》为最煊赫,其中堪称巨迹者为《龙门四品》,即《始平公造像记》、《魏灵藏、薛法绍造像记》、《孙秋生造像记》、《杨大眼造像记》。这些作品多数刻制方法比较简单,似乎常常不经过书丹而直接刻写,故刀的意味比较浓厚,被看作“方笔”的典型,风格雄强峻厚,朴实茂密,最具阳刚之美。
 
  《始平公造像记》,立于太和二十二年(498),全称为《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记》,十行,每行二十字。孟达撰文,朱义章书丹。此碑用阳刻法,笔画棱角锋利而不尖刻,折处多用重顿,紧结厚实,结体茂密庄严,显得雄峻非凡。康有为评:“遍临诸品,终于《始平公》,极意疏荡,骨格成,体形定,得其形熊力厚,一生无靡弱之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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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3)摩崖刻石。主要集中在山东境内。分别有北魏时期的《云峰山刻石》,北齐时期的《四山刻石》及《经石峪金刚经》、《石门铭》、《水牛山文殊般若经》等。云峰山刻石还包括太基山、天柱山、百峰山等。四山包括冈山、尖山、铁山、葛山。
 
  云峰山诸刻主要出于郑道昭父子之手,代表作《郑文公碑》,北魏永平四年刻于山东掖县云峰山上,称《下碑》,一在天柱山,称《上碑》。内容为光州刺史郑道昭叙其父羲之功。体势以横为主、宽展安和,因石面不平,故拓片显示的用笔特点为圆匀均平,舒缓持重,整体看来安详雅重,无一丝烟火气。《论经书诗》北魏永平四年刻,笔法方中带圆,骨力雄浑,结构阔大开张,气势高旷博大。其它还有《观海童诗》、《东堪石室铭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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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北齐四山刻石及《金刚经》、《文殊经》,有明显的采用隶书形意的企图,字型扁阔,笔划肥厚,提按不显,勾尾挑起,整体看来显得从容优裕,简净温和。
 
  《石门铭》北魏正始年间刻。在陕西,王远书,继承汉《石门颂》的风格,笔划飘拂,具有草情篆韵,康有为誉为“飞逸浑穆之宗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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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4)墓志。最主要的是出土于洛阳邙山的元氏皇族墓志,此外著名的有《司马景和妻墓志》、《刁遵墓志》、《崔敬邕墓志》、《鞠彦云墓志》、《张玄墓志》等。邙山元氏墓志大多刻制精美,书写水平较高,从字体上看,可以代表当时楷书所达到的成熟程度,风格以秀美娟雅为主。其他墓志则风格多样,有的凝重,有的超逸,都具有很高的审美审美价值。

  《张玄墓志》,又名《张黑女墓志铭》,原石已佚,清道光年间何绍基于山东发现剪裱本,属海内孤本,极为珍贵。拓本现藏上海博物馆。书于北魏晋泰元年(531)。运笔中侧互用,藏露皆备,轻重并举,刚柔相济,得圆润之趣,与南朝楷书已有许多相似之处,而不失厚重典雅的北朝本色。结体捺画微微上举,平添欹侧之势,但因主要采用横势而宽绰,微含隶意,故仍然极其端稳平和。清何绍基评云:“化篆分入楷,遂尔无神不妙,无妙不臻,然遒厚精古,未有可比肩《黑女》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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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它书迹

  这类作品,有的写在砖上,如高昌墓砖《如画承及妻张氏砖志》、《赵荣宗妻韩氏砖志》、《徐宁妻张氏砖志》、《令狐天恩砖志》、《孟子砖志》等;有的写在木板上,如《司马金龙墓漆书题字》;但主要的书写材料还是纸,其中有大量是佛经,著名的有南齐《大方等集经》,梁《律序》、《出家人受菩萨戒经》,北魏《摩珂摩耶经》、《大般涅槃经》、《大智度经》、《华岩经》,西魏《菩萨处经》、《大般涅槃经》,北周《大般涅槃经》、《建章初首故称第一》等。
 
  这些作品,出于不同地区、不同时期,用途、制作和书写方式也有很大差异,因而书风是极不相同的。但在不同之中也有相同之处,这就是探索性。佛经的书写相对规范、严谨,但大多保留了一定的隶书意味,反映了楷书字体成长的进程;墓砖则书写较为随意,有天真不羁的趣味。总之,它们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楷书在实际应用中的各种面目,对于研究楷书的成长尤有价值,在艺术上,其探索性对于寻求楷书的变化有参考价值。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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