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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和平

虞廷恺生平事迹和思想概略(一)---澜 石

 

虞廷恺(1880——1918),族名士溥,字伯庼(博卿),号泽茜,浙江瑞安人。早年师从国学大师孙诒让。1900年(光绪二十六年),补县学廪生。1906年(光绪三十二年),留学日本明治大学,获法律学士学位。1909年(宣统元年)回国后,历任杭州政法学校、北京高等巡警学校教席。民国初年,历任浙江都督府财政佥事、浙江财政司代理司长、国会议员、宪法起草委员会候补委员、众议院代理秘书长、国家财政部官产处总办兼参议院委员会会长(秘书长)等职。与社会政要、名人黎元洪1、梁启超2、张謇3、沈钧儒4、章太炎5、蔡元培6等交往甚密。曾在家乡创办“养正学堂”(既今瑞安市养正学校),在浙江推行法治;辛亥革命前后,积极参加反清及北伐倒袁运动,并为整治国家财政、兴办民族产业、加强国家议会建设献出毕生精力。 1918年1月5日,在上海海事中遇难,年仅38岁。

虞廷恺少有大志,终生致力于爱国救国活动。他倡导教育救国、产业兴国、法治治国,及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进步思想,并躬身实践,成为中国民主革命先驱,一代楷模。

 

二、虞廷恺主要活动和功迹

 

(一)创办养正学堂

 

虞廷恺生于乱世,少有大志,在父辈和尊师孙诒让的影响下,很早就树立了爱国爱家,教育救国及躬身国难的思想和壮志。为达此目的,他勤勉好学,博览群书,孜孜探索救国之路,深得师长赏识和器重。创办“养正学堂”,是他探索救国之路的第一个实践。他在筹办和执教“养正学堂”的三年时间里,不仅分文不收,而且严为师表,与同事和学生建立了深厚感情,培养了不少济时之材,如姚琮、黄震亚7、吴树基8等。

1906年秋,由恩师孙诒让举荐,虞廷恺弃教东游日本求学深造。临行前,恩师孙诒让“辱临远送,详示宗国近况,并以‘办学报国’语相助”。三年学成归国,恩师过世(1908年),前言在耳,廷恺不尽写下了挽联痛悼恩师:“送我九月前,金石千言犹在耳;兴公三日泪,东南半壁痛何依。”

回国后,虞廷恺虽未再回“养正学堂”执教,但桑梓情怀难忘,每有机会就要询问学校状况,询之寒署,规之方圆。并经常捐资助教,给教学好有困难的教师发津贴。他在信中敦嘱父亲:“请劝校长教员尚须认真办理,万不可误人子弟,恶孽不浅”。1916年12月28日,在他离开家乡三年多后,还兴致为白莲堂(早期养正学堂校址)题联:“流水半湾,尺土中成极乐国;到门一笑,十年前是读书乡。”遗憾的是,虞廷恺致死也没踏上梦中的故土。

 

(二)反对封建专制

 

1909年,虞廷恺回国不久,经同乡陈黻宸9引荐,结识了当时组建浙江省咨议局(省议会)的沈钧儒、陈时夏10、陈叔通11、徐班侯12等人,并济身其中,开始步入政界,正式进入反对封建专制的行列。

虞廷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,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:一是积极组织创立浙省自治研究会;二是直接参与推翻清政府的活动。辛亥革命期间,他与张云雷13黄群14等人敦促八十二标统带周承菼15,率领新军军官起义成功,光复杭州;三是反对袁世凯的封建专制和复辟帝制的活动;四是直接参加段祺瑞的“讨逆军”。尤其是在反对袁世凯专制统治上,他更是旗帜鲜明,立场坚定,显示了他大无畏的革命精神。1912年,他是一名共和党党员。共和党是袁世凯的在与党,是袁世凯夺取辛亥革命成果的积极支持者,但当他看到袁世凯解散国民党,撤消国民党议员资格时,不尽愤慨,毅然将自己的议员证上邀,并上书副总统黎元洪,指责袁世凯倒行逆施的行为是过河拆桥,是“得鱼忘筌,得兔忘蹄,於义则未顺,於理则不安”。上书不果,虞廷恺愤懑于怀,默然反抗,“惟以诗书自娱,无一言及国事”。1915年底,袁世凯复辟帝制,丑陋嘴脸毕露无遗,虞廷恺义无反顾,走江淮,加入反袁斗争。

 

(三)精心立法理财

 

虞廷恺是一个博学多才,学无止境的人。在日本明治大学,他主修政法,却无意中结识了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籍忠寅16,成为挚交。并从其交往中,衍学到不少政治经济和理财方面知识,为回国后参与浙省和国会、财政部立法理财工作奠定了基础。

1911年11月,浙省成立都督府,虞廷恺被推为浙江都督府佥事(财政秘书),不久任财政司代理司长。他亲手拟订了统捐暂行法、地方征收法、暂行不动产转移法、登记法、财政收支统一法等一系列法规,使浙省财政有法可依,为节支增收,巩固辛亥革命成果,缓解当时困难做出了积极贡献,而享誉省内外。由于他工作认真,执法坚决,伤害了部分人利益,他们不惜利用各种渠道,甚或舆论报刊,造谣中伤,指控虞廷恺贪脏枉法。后经有关部门核实,纯属无中生有 。

1913年,虞廷恺被推举为国会议员。由于他在浙省立法理财成绩卓著,不久被项骧17引荐,任参、众两院财政佥事(秘书)兼会计员,后升任会计科长。1917年,梁启超任财政总长,力荐虞廷恺任官产处总办(相当现在的国资委主任)。当时,正置封建一统向民主共和的转型期,军阀和地方官员侵吞国家财产的现象十分严重。国家政局不稳,财政管理混乱,虞廷恺此时接任官产处,可谓任重道远。但他毫无畏惧,以梁任公(启超)眷顾(信任)为荣,毅然上任。“处(官产处)事既已接手,尤不可存一畏惧之心,惟有勇往直前,籍酬知己。”姚琮《虞伯庼先生家传》中说: 虞廷恺“前后五阅月,凡所擘划,皆切中时弊”。

 

(四)建设国家议会

 

国家议会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,也是封建专制向民主立宪、民主共和制转型的重要标志。虞廷恺自参与浙省咨议局及自治研究会事务起,他历任国会议员、参众两院财政秘书、会计科长、宪法起草委员会候补委员、众议院代理秘书长、参议院秘书长,近乎大半时间和精力用于国家议会建设上。难能可贵的是,他能在党派林立,政局混乱的情况下,卓有成效的工作。史料载:民国初年,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党派团体就有300多个,主要分两大派系,一个是以孙中山、黄兴为领导的国民党为主,主张民主共和;一个是以黎元洪、梁启超为领导的共和党(1913年改组合并为进步党)为主,主张民主立宪。为争夺议会席位,各党派不遗余力。同时,以袁世凯、张勋为首的复辟势力,以段祺瑞、冯国璋等为首的军阀、政客又无不利用和破坏议会的合理存在。民国初年,国家政局极度混乱。六年频换四任总统(孙中山、袁世凯、黎元洪、冯国璋);两次复辟帝制(袁世凯、张勋);历经“二次革命”、“护法讨袁”、“讨逆驱张”等多次战争;国会也几经聚散。虞廷恺在信中多有“日来政局摇动颇剧”,“如此国家,日在危疑震撼之境”,“国事阽危,日非一日”,“时局变迁未定,国会必难保存”等。在这种情况下,做为进步党的重要成员,同时又是参、众两院会计科长、秘书长的虞廷恺,如果没有顽强的耐力,弥合和调节各方关系的高超手段是很难胜任的。面对复杂情况,他立定“宁为玉碎,毋为瓦全”的决心,全身心投入到议会建设中去。

《上副总统黎公书》集中反映了他对国家议会的态度和立场。书中,他一针见血的斥责袁世凯破坏国会的行为是过河拆桥。同时,他痛陈无形解散国会的利弊得失。指出:“若不分别去留,将何以明国家大公无我之心,而杜谗人交构之渐” “我中华民国,因法律而定国,岂可于国事甫定之后,而有藐视法律之举动。” “国会一日不维持,则人心一日不安”。最后,他借用孟子“无敌国外患者,国恒亡”。严肃指出:“议会者,拥护政府之利器也,易言之,即政府之外患也”。《上副总统黎公书》通篇引经据典,说理清晰,大有秦相李斯《谏逐客书》之风。可惜,时过境迁,黎(元洪)非秦始(皇)。当时,政界和社会上均有议论,认为黎元洪如重视虞廷恺上书,采取必要措施,或可稳定人心,不至发生袁世凯复辟和战乱情形。

虞廷恺为国会建设,可谓煞费苦心,历尽艰辛。“因参议院、众议院、宪法研究会三处每日接洽事宜太多,几无片刻闲暇” “每日除吃饭睡觉外,几无休息时候。” “筋疲力尽,无意作书。”诸如此类,在他的家书中多有表露。但换来的常常是诸多无奈。

 

(五)兴办民族产业

 

 自19世纪六十年代“洋务运动”兴起始,民族工业逐步在中国大地兴起。 “实业救国”与“教育救国”、“民主救国”等渐为时尚,也成为仁人志士首选的目标之一。早在1910年,虞廷恺在担任杭州政法学校和北京高级巡警学校教席时,就借钱入股中原公司,并涉及公司财务监督,提了不少建议,因多有建树,颇受礼遇。1915年,他与张云雷等人成立了瓯海矿务公司,接收了一度停办的孙坑铅矿。他在家书中曾提到:“余二百元预备作矿务之用”。“孙坑铅矿,技师已到,事务所暂租鼓楼下陈来兴栈。张君云雷每日在此,大人赴郡之便,可走访之(并可细谈)。兹附去介绍书一封,请嘱茂绩、崇让二人速持函求见,听渠发落。”又说:“张君在郡,人极笃厚,与儿交情甚厚。”他把公司事务交给张云雷,大事与商,小事从不过问,坐享得人之利。在家书中亦有多处提及“中原公司目前营业甚好”,“铁路股息……”等等。遗憾的是,事业未半,虞廷恺就罹于海难。

由于虞廷恺一生廉洁,故后负债累累,家人不得不把中原、瓯海两公司股份卖掉,以偿还债务。

 

三、虞廷恺的主要思想

 

虞廷恺生活的时代,正置中国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大转型的时代。他从小受家庭教育和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,27岁留学日本,毕生精力投入到救国事业上。他的思想十分鲜明的打上了时代的烙印。在政治上,他坚定的反对封建专制,企图通过发展教育,兴办民族工业,通过国会,发扬民主达到救国富国的目的,是民主革命的典型代表;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,他崇尚儒学,讲究诚信,宽人严已,克勤克俭,力求做一个“忠孝”两全,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典型。又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继承者。

虞廷恺是坚定的民主革命者。在推翻清政府统治,反对复辟帝制问题上,他远比他党内的同仁们表现的清醒、坚定和积极。1913年11月4日,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,驱除抓捕国民党议员。他立即做出反映,8日,愤然上缴议员证书,随后写了《上副总统黎公书》。而他同党内的大部分议员,直到1914年5月,袁世凯废除《临时约法》,撤消国务院,成立政事堂和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时,才被迫退出政府。而梁启超发表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,已是1915年底,袁世凯公开复辟帝制之时。1917年夏,黎元洪与段祺瑞在“对德宣战”问题上发生“府院之争”,并引发张勋“复辟”。于情讲,虞廷恺与黎元洪故交深厚,应该倾向黎元洪。但他保持了极其冷静的态度:“日来政局摇动颇剧,即是对德宣战问题,政府主张宣战,国会中一部分向称激烈与段总理有私仇者极端反对,两不相下,将来必有一伤。儿日来心君泰然,决不为动”。后来,黎元洪引狼入室,张勋逼黎解散国会。虞廷恺一气南归,途经天津,加入讨逆军。随后,进入段祺瑞的国务院,任财政部官产处总办。为此,他的亲友中有人颇有微词,说他是弃旧图新。弄的虞廷恺有苦难言。事实上,虞廷恺反封建专制的立场、态度是极其坚定鲜明的。任何时候,无论谁都不能超越这个底线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虞廷恺的选择是积极正确的。

做为参、众两院秘书长,虞廷恺又是一个超党派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。虽然他身为共和党以至进步党党员,但职务需要,要求他必须超越党派而发挥作用。事实上,他从参、众两院财政秘书到秘书长,前后近五年时间里,充分表现了他的学识人品、工作能力及“凡事大公无我”的精神,赢得了议会内外和社会的广泛认可和赞赏。

虞廷恺为了民主革命事业,付尽艰辛,甚至四年多未回过一次家。但民国初年,政府和议会内外恶劣的社会环境,却常使虞廷恺感到精疲力竭,“政治变迁无定,感触脑筋太甚”。无奈之余,不尽使他萌生“急流勇退,隐归农樵”的想法。他甚或“惟以诗书自娱,无一言及国事”,默然以对抗,或作“上林二月花如锦,一棹归来也挂冠”之吟,以疏发心中的郁闷之情。一方面,反映了虞廷恺无奈情况下的消极思想和情绪;但另一方面,也反映了中国文人故有的高风亮节和豁达情操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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