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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iazhouzhou

忻州北朝壁画墓观画散记

山西博物馆馆藏古代壁画这些天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,博物馆门前近日也排起了长长的队伍。这一展览为何有如此大的吸引力?从这篇《忻州北朝壁画墓观画散记》中,或许可以得到答案。

近年山西数座北齐壁画墓的发现,使得今人对北朝画迹的认识被屡屡刷新,忻州忻府区九原岗墓群中的一座北朝晚期大型壁画墓,更以许多前此未见的艺术形象将人们的认识又推进一层。遗憾的是,除却穹隆顶上面的星象图及两壁星星点点的残迹,墓室壁画几乎盗揭殆尽,所幸墓道东、西、北三壁的壁画尚大部存留。

忻州北朝壁画墓观画散记

忻州北朝壁画墓

忻州北朝壁画墓观画散记

忻州北朝壁画墓场景

东西两壁,画面自上而下界为四层。第一层,图画仙人灵怪与奇禽异兽;第二层,分作南北两段,北段为苑囿校猎,南段为群侍;第三层绘仪卫;第四层,西壁为武士,东壁画面被盗洞所毁。

忻州北朝壁画墓观画散记

东壁壁画局部

忻州北朝壁画墓观画散记

苑囿校猎局部

忻州北朝壁画墓观画散记

苑囿校猎局部

墓道与墓室之间的甬道,平面长方形,拱形券顶,两壁及顶部原初均作画,惜惨遭破坏,今仅存残迹。

呈现细节的木构建筑

忻州北朝壁画墓观画散记

忻州北朝壁画墓北壁壁画

忻州北朝壁画墓观画散记

北壁壁画局部

壁画墓中最引人注目的画迹,是甬道拱门周边和顶部所绘砖墙之上一座极有气势的木构建筑,即庑殿顶三开间的门楼,两侧有廊相连,应是表现宫门。《洛阳伽蓝记》卷一曰城内之永宁寺,“南门楼三重,通三阁道,去地二十丈,形制似今端门”,可知北魏宫门之概。

壁画中的宫门正脊两端各一个硕大的鸱尾,鸱尾之间和两边垂脊上竖着宝珠头的瓦钉。垂脊之端各有一个巨型鬼面瓦。正门紧闭,侧门半开,门扇各有四路门钉,一对衔环铺首。门廊彩砖墁地,设有六道宝珠望柱的朱栏。柱顶施斗栱,柱间阑额施补间铺作亦即叉手。木构件之间又细笔绘出网状物,似即表现用于防备鸟雀做窝的罘罳,虽然它原应设在木构件之外,只是那样未免难以行诸画笔。

两个各开启一扇的门里,分别露出顾盼相视的两个女子,其中一人手持团扇。两边廊子里的侍女,均臂横一物,此物当是对折起来的一方茵褥,原当挟持腋下,只是工匠不曾把它画得妥贴。坐以方褥,是南北朝时期上流社会的风尚,《颜氏家训·勉学篇》曰,南朝萧梁盛时,贵游子弟无不“坐棋子方褥,凭斑丝隐囊”。河南邓县南朝墓出土画像砖、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壁画,都有臂挟方褥的随行侍女。可知这是壁画设计者有意安排的细节。

忻州北朝壁画墓观画散记

邓县南朝墓画像砖上的随行侍女

忻州北朝壁画墓观画散记

北齐徐显秀墓壁画随行侍女

忻州北朝壁画墓观画散记

东魏武定元年(543)造像碑局部(藏于大都会博物馆)

宫门正脊上方是莲花座上一个尺寸颇巨的博山炉,莲座两边一对高高探出的枝叶和结着莲蓬的花朵,又有莲座花瓣之间低低举起的一对莲叶,莲叶上托着香宝子。不过这一具博山炉与通行的式样略有不同,因此或认为它是火盆,然而对比大抵同时的其他图像,当可辨认无误。比如今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东魏武定元年(543)李道赞率邑义五百余人造像碑中的香炉,二者表现手法的一致,自是显而易见。当然这是从佛教艺术中移植来的表现形式,其实除此之外,分别安排在一对凤凰脚边的两棵树,也是佛教艺术中“庄严道树”的式样。宫阙以凤凰为饰,则是汉代以来一直沿用的做法,班固《西都赋》“设壁门之凤阙,上觚稜而栖金爵”,李善注引《三辅故事》曰“建章宫阙上有铜凤皇,然金爵则铜凤也”。壁画屋脊两侧的凤凰却是以夸饰之笔涂染金刚怒目之容,钩喙长舌,更以体量之巨而见护佑之威仪。

图以云气,画彩仙灵

墓道东西两壁第一层的图画仙灵,最令观者目眩神迷,因而很容易想到东汉王延寿《鲁灵光殿赋》所谓“图画天地,品类群生,杂物奇怪,山神海灵”。这里所包含的天、地、人三大主题,几乎囊括了人间世的基本生活内容,在这个框架里,“天”也成为时而是敬畏时而是依赖的人间秩序。依此三大主题设计格局的宫廷绘画大约很早就形成图式,并且长期沿用下来,沿用过程中,更以文献与图像的相辅相成和相互渗透,而使得图式愈益丰富和完善,需要改变的只是若干细节而已。

忻州北朝壁画墓观画散记

骑鹤女仙(西壁)

忻州北朝壁画墓观画散记

琴高(西壁)

忻州北朝壁画墓观画散记

驭龙仙人(东壁)

在文献所构成的叙事系统之内,可以见出两汉至南北朝,不论宫室台阁、郡尉府舍以及寺院建筑乃至佛造像,仙灵异兽之类都是几乎不可缺少的主题。如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列传》曰益州刺史朱辅“好立功名,慷慨有大略”,“是时郡尉府舍皆有雕饰,画山神海灵奇禽异兽,以眩燿之,夷人益畏惮焉”;前节引《洛阳伽蓝记》曰永宁寺南门楼三重,“图以云气,画彩仙灵”;又同书卷一记千秋门内灵芝钓台,“云起梁栋,丹楹刻桷,图写列仙”。北齐邢子才《新宫赋》状写宫殿之饰云“兽狂顾而犹动,鸟将骞而中疲,木神水怪,海若山祇,千变万化,殊形异宜”。

佛造像的图案设计也往往有同样的布置。如北齐天保三年(552 )牛景悦《造石浮图记》“匠百运奇,清思幽密。飞檐联翻,轻飘绵邈。零鸟羽仪,神兽炳曜。若凤之鸣,如虯之转;又北齐武平三年(572)《兴圣寺造像记》所谓“名山匠手”,“异禽异兽,难名者多”。

在汉大赋的夸饰之辞中,天官灵怪则是帝王出行时的导从。扬雄《羽猎赋》曰天子出宫之际,“蚩尤并毂,蒙公先驱”,“飞廉云师,吸嚊潚率”。班固《东都赋》云天子登玉辂,乘时龙,“天官景从,寝威盛容,山灵护野,属御方神。雨师泛洒,风伯清尘”。

再看以各类图像资料,从汉画像石到南北朝墓葬雕刻与壁画构成的叙事系统,与文献多是可以对应的。忻州壁画墓中的“图画天地,品类群生,杂物奇怪,山神海灵”,也是如此。手持麈尾飞步在云端的羽人,骑鹤驰骋的女仙,驭龙而行的仙人,又西壁的仙人骑鱼,或即《列仙传》中的琴高。凡此种种,俱可属之于“图以云气,画彩仙灵”。东壁长发飘潇手持鼓风袋狂奔于云间的风伯,西壁努睛露齿持槌击连鼓的雷公,又有流云腾涌中一个赤身露体的骑龙者,右手倒持一瓶,瓶内水流下注,自是“雨师泛洒”。此则“天官景从”也。

忻州北朝壁画墓观画散记

冯邕妻元氏墓志边侧

山灵海怪,即《鲁灵光殿赋》所谓“奇怪”,图像来源之一或是山海经图,不过很可能已是经过了汉代所作祯祥录的再创造(缪哲说)。

北魏正光三年(522)冯邕妻元氏墓志边侧和盖面的装饰纹样阴刻十八个各种“奇怪”,其旁均有榜题,前侧为嚙石、護天、發走、挾石,后侧为撓撮、掣電、懽憘、壽福,左侧为長舌,捔遠、迴光,右侧为攫撮、烏獲、礔電,盖面为攫天、唅噙、拓遠、拓抑。不过这十八个“奇怪”,各自的特征以及形象与名称的对应,都不是很明显。如此命名,大约只是用来分别强调“奇怪”之辟邪与福佑的不同功效。

洛阳出土北朝神兽石棺,棺身和前档龟背纹的格子里也各个阴刻“奇怪”,虽没有榜题,但很可能这些形象已渐成图式,且随着名称一起流行。忻州壁画墓中图绘的各种“奇怪”便与墓志和石棺中的形象多有近似,即手足如鸟爪,上身羽鬣飞扬,两膝盖处各生出长尾样的一根羽毛。西壁中的一个双手托举一方巨石于头顶,似乎欲切“挾石”之名。东壁云间灵怪口吐长舌绕臂一周,则与“長舌”之称相契,却是比元氏墓志中的“長舌”远为夸张。“長舌”前方鼓翅飞奔的一个,长身如狐,兽面蹄足,头顶一弯长角,与元氏墓志中榜题“烏獲”者形象相类。

以元氏墓志榜题其名的“奇怪”为比照,壁画“烏獲”前方一个怒目奋翅的怪鸟,便是“唅噙”。驭龙仙人前面开路的一个,也可与墓志中的“拓遠”对应。其实壁画中的“奇怪”,都可以如此类比。推想壁画的绘制,应是工匠既有一个流行的粉本以及名目可依凭,又有充分的发挥想象之空间。

忻州北朝壁画墓观画散记

长舌”“乌获”“唅噙”(东壁)

忻州北朝壁画墓观画散记

“挾石”(西壁)

忻州北朝壁画墓观画散记

“挾石”(西壁)

有意思的是,忻州壁画这一部分中的主要内容,稍事削减而未经大的改动即移植到河西的佛教艺术,构图最为接近的一例,便是敦煌莫高窟建造于西魏大统四年至五年(538—539)的第285窟,前引洛阳永宁寺的“图以云气,画彩仙灵”、造像记所谓“零鸟羽仪,神兽炳曜”,“异禽异兽,难名者多”,在这里也都依然适用。此窟的开凿者为西魏派遣任瓜州刺史的东阳王元荣,自然是模式方便传递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忻州北朝壁画墓观画散记

敦煌莫高窟第 285 窟壁画局部

南北朝时代,政权更迭频仍,统治者的族属也很复杂,在一个变乱的大时代里,却有这样一类稳定的图式被长期沿用下来,无论生者的世界、死者的坟茔,抑或佛教、道教的艺术领域,都通行无碍。从宫廷向民间广为流播的一种对宇宙秩序的想象——当然它处处与人世间的秩序相对应——被不同族属的政权和人群所认可,似可表明它的核心意义在于辟邪与福佑,如果视作所谓“升仙”之诉求,便很难解释得通了。

“物”的写实

墓道东西两壁长卷式的校猎图,最见壁画设计者的匠心。虽然不少场景在汉代即形成图式,但画工在沿用既有图式的同时,又挥洒写实之笔,令它别现当代特色。比如骑马引弓反身射虎的形象(此或被称作“安息射”),在河北定县第 122 号西汉墓出土金银错铜狩猎纹伞盖杠箍纹饰中,已具见精采。

校猎图中的这一幅则以猛虎近身、四蹄腾空的战马负痛嘶鸣,又骑士的脚从马镫脱出,使得场面愈显激烈。长卷中的围猎一幅,也备显画匠的写真笔墨。一只熊在三人围猎下仰翻在地,穿透熊头的利刃是兵士之一所持长矛,此矛应名作矟(《通俗文》曰“矛丈八者曰矟”),或作槊,槊柲系缨,此即眊,梁简文帝《马槊谱序》曰“翠眊与红尘俱动,足使武夫愤气,观者冲冠”,恰好移来用作画赞。

忻州北朝壁画墓观画散记

校猎图局部

墓道壁画第三、四两层的群从仪卫,在遵从程式的同时,也颇以细节刻画取胜。即便都是左弓韬,右箭箙,弓韬、箭箙的式样与纹饰却多有不同。服饰则或存两汉以来的中原制度,如中有服虎文单衣者,或即董巴《舆服志》所云“虎贲武骑皆衣虎文单衣”。又有一人头戴广檐大帽,帽檐周环垂丝。五代马缟《中华古今注》卷中“席帽”条曰:席帽“本古之围帽也,男女通服之,以韦之四周垂丝网之,施以朱翠,丈夫去饰”,至隋炀帝而易作藤席为骨,鞔以缯,乃名席帽。忻州壁画所表现的似即马缟所谓“古之围帽”。

忻州北朝壁画墓观画散记

戴围帽者(西壁)

又东壁侍从有持胡床者,胡床虽是处在折叠状态,但床座系编织而成也特地表现得清楚。顺便说一句,魏晋南北朝时每云某某“踞胡床”,“踞”,即指跷脚而坐,便是河南新乡出土东魏武定元年(543 年)道俗九十人造像碑上的佛传故事“想(相)师赡太子得想时”相师的坐姿。

忻州北朝壁画墓观画散记

东魏武定元年(543)造像碑佛传故事局部

忻州北朝壁画墓观画散记

携胡床者(东壁)

忻州北朝壁画墓中的绘画显示着多种元素、多种风格的交汇,因此也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留待吾人深入探求。从事抢救性发掘的九原岗墓群考古队本着保护重于发掘的工作方针,使得惨遭盗掘的壁画墓最大限度保留了画迹,并且采用了新的扫描技术及时复制画面,也为今后的研究创造了最好的条件。

(本文转载《大众考古》2014年第3期)扬之水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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